雅典人與伯羅奔尼撒人的戰爭是必然要發生的嗎？它是不是國家體制的衝突？或者只是國家利益的衝突？責任更多地在那一方？是在雅典還是在斯巴達一方？究竟那一方更具有擴張性？是混合寡頭政制的斯巴達還是民主制的雅典？
從戰爭的直接起因來看，雅典人比斯巴達人更不想要戰爭，可是，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過提洛同盟的方式來更好地追求自己國家的利益。但我們稍稍從長遠和深層的觀點來觀察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就會發現雅典人可能要負有更多的責任。戰前數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而斯巴達人是處於守勢。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希臘各城邦間的戰爭確實是規模相當小。
這一起因得追溯到西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戰爭結束後，為了防範波斯人，組織了一個海軍同盟，其總部設在提洛島（Delos）。幾乎所有愛琴海沿海城邦都加入了該同盟，它們要貢獻一定數額的船隻和人員，或者用同等價值的金錢來替代。這一共同防衛的同盟的性質後來卻發生了一些變化，雅典使之漸漸成為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帝國，它把同盟的總部和金庫從提洛遷移到了雅典，而商業上發生的爭執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決。它開始不是為了共同防衛的目的而是為了自己的城邦而動用同盟的金庫。而且，它開始強迫一些城邦加入，並不準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為此它進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這樣，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帝國的轉化，招致了越來越多的恐懼、猜疑和怨恨。希臘世界出現了分裂：一邊是人們公開稱之為一種“暴政”的雅典帝國；另一邊是由斯巴達和一些支援斯巴達的城邦組成的伯羅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國在海上稱霸，而伯羅奔尼撒同盟則稱雄陸地。前者主要由愛奧尼亞人組成，後者為多裏安人的集團；雅典人愛好在其同盟內部實行的民主制，伯羅奔尼撒同盟則偏愛貴族寡頭政體，或至多能容忍那種有限的民主制度。當時在希臘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看法，雅典對其名義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權進行了難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這種看法使斯巴達出來充當希臘諸邦的“解放者”。
總之，雅典人勢力的擴張最終引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這雖然不是他們所情願的，但他們還是對此有準備的。但除了這種戰前的擴張，在戰爭期間，雅典人還冒險地又做了一次致命的擴張嘗試：向西西裏大舉派遣遠征軍，正是這一遠征嚴重斫傷了雅典的元氣。
一個現代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擁護者觀察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會容易產生這樣的問題：一個國家內部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對外的擴張？內部民主與外部擴張是矛盾的嗎，還是可以並行不悖？換言之，一個“民主的帝國”是不是邏輯矛盾？一個“民主的帝國”是否可能？或者民主如何擴展？
民主擴展也許有兩條途徑，或者說兩個選擇：或者是接受一種平等的邦際民主，這很可能意味著要尊重和接受其他城邦政體的現狀；或者是在其他城邦裏建立類似於雅典那樣的民主制度，而這可能意味著干預其他城邦的內政。這兩種選擇是難於兼得的。但是，民主如何擴展看來不會是雅典人考慮的問題。雅典尤其不會選擇前者，而它推進其他城邦的民主看來也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是要壯大自己的力量。希臘各城邦內部的特別緊密，無論是雅典那種民主政治的緊密、還是斯巴達人那種平等生活的緊密，看來並不有助於希臘城邦的團結而建立一個希臘大家庭，反而容易加劇各個城邦的分裂。
至於內部民主，尤其是像雅典所實行的那種非常徹底的直接參與制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對外擴張和帝國主義政策——哪怕僅僅是出於明智而非道德的考慮，這就要看它內部的人民是怎樣的人民了，因為決定權確實是在人民的手裏。如果它沒有富有遠見的引導，如果它沒有所有人和民族平等的觀念，由內部民主煥發出來的活力看來不僅無法阻擋其擴張，反而會加強這種趨勢，何況雅典民族本來就是一個最有活力的民族。熱烈主張遠征西西裏的亞西比德在雅典的公民大會上說，“我認為一個本性是活動的城邦，如果改變它的本性而變為閒散的話，會很快地毀滅它自己的。”而大多數人的這種過度熱忱的結果使少數實際上反對遠征的人害怕別人說他們不愛國，因此也就不作聲了。
這樣也就民主地鑄成了導致雅典失敗的大錯——侵犯遙遠的西西裏島上的另一個民主國家敘拉古，雅典自此開始在規模大致相等的兩條戰線上作戰，而雅典也正是首先被這個民主國家敘拉古給打敗了。實際上，在和雅典進行戰爭的城市中，也唯有敘拉古與自己性質最相似，民主的敘拉古也領土廣大，其公民的性格也頗似雅典人：勇敢、進取、能迅速抓住戰機和擴大戰果，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們就在自己的家門口作戰，是保家衛國（雖然他們對臨近的城邦也多有威脅和擴張），所以他們和雅典人作戰也最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