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運動的源起與歇斯底里的機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在台灣的皇民化政策因此加速推行。一九四Ο年日本國內成立「大政翼贊會」之後，在各殖民地推行戰時新體制運動，如朝鮮組織「國民總力聯盟」，關東州組織「興亞奉公連盟」，台灣則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成立「皇民奉公會」，總裁即台灣總督。利用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皇民化劇」的巡迴演出等各種媒介，推動「皇民化」政策。日本當局有鑒於據臺四十年而多數臺民仍懷抱強烈的漢族意識，而開始強化對台民的強制同化，由國家全力發動全面壓服性的同化運動，收奪漢語、中文的使用，強行推行日語；禁止台灣一切漢族系民間宗教，強家日本神道信仰；禁止台灣人的傳統生活習慣；鼓勵棄絕漢民族祖先傳用的姓名，提倡「創氏（姓）改名」，改用日本氏姓名。在一方面宣傳皇國史觀，宣傳所謂「日本精神」及「大和魂」，但在具體的政治、社會民族關係上仍保持實質上向來存在的殖民歧視構造。皇民化運動正式日本殖民統治在政治壓服、經濟掠奪外，對台灣民眾精神加害的著例。日本當局一方面利用殖民地台灣人中部分知識份子和民眾的民族劣等感、民族自我厭憎感和對於自己民族文民開化的絕望感，另一方面則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臺一如」、「皇民鍊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決志「鍊成」、「精進」，可以鍛造自己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從而擺脫自己作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這種軍國主義法西斯式的精神洗腦促發台灣部分人民「皇民鍊成」的歇斯底里癥狀。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成立「日本文學報國會」之後，更積極推動台灣文學皇民化的工作，首先將「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所定工作計劃為：編纂台灣文學史、舉辦文藝演講會及文藝座談會、派遣報告文學作家、刊行文藝年鑑、派遣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等。一九四三年由於日本擴大戰區，時局更為緊張，隸屬「皇民奉公會」的文學團體「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共同為台灣皇民文學而攜手合作。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台灣文學奉公會主辦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於台北市公會堂召開，其中心議題為「本導文學決戰態勢的確立、文學者的戰爭協力」，當時總督府保安課長謂：「對決戰無幫助的都不需要。文學作品也是，只有在決戰下不可或缺的作品才可發表」，由此可知當時台灣作家所處的環境為何。而在會議中西川滿三度發言，為了「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要將所屬的《文藝台灣》獻出，因此《文藝台灣》及張文環等台灣作家所組的《台灣文學》都廢刊，一九四四年由台灣文學奉公會發行的《台灣文藝》便出刊了。
在殖民地台灣，皇民化運動欲達到的兩大目標，一是徹底剝奪台灣人的漢族主體性，以在台灣中國人的種族、文化，生活和社會為落後、低賤，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種族、文化、社會為先進和高貴，提倡經由「皇民鍊成」的思想與意識型態的「皇國民化」改造，從而棄絕中國民族、中國人的主體意識，將自己奴隸化，對天皇國家絕對的效忠；而另一方面的目標就是以奴隸化、經過徹底精神洗腦、徹底破除民族主體之後的台灣人，供日本侵略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聖戰」驅策，鼓動以「精純」的日本人為日本侵略戰爭效死，這可由一九四二年台灣施行的志願兵制乃至一九四五年的徵兵制中可看出其手段，而皇民化運動給台灣帶來的，正如尾崎秀樹所言，是「戰時精神的荒廢」（「皇民文學」一詞的出現並無法代表日據末期文學的全貌，值得思考的是，「皇民化」政策的推行結果是否真的造成台灣民族意識與精神的荒廢？或是作家轉而以「異端」或「異議」的身分延續台灣的自主意識？而這種「異端」應以何種面貌呈現才能規避當時日本法西斯式的文藝政策？）。